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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徘徊在一隻手的邊沿〉

  在攝影技術發展初期,人類只能捕捉單張靜態影像,直至英國攝影師邁布里奇(Eadweard Muybridge)的出現,改變了整個影像史的發展。邁布里奇專注動態攝影,最有名的是一組馬匹奔馳的序列照片,讓人類首次看到馬四腳同時離地的瞬間。他一生拍攝了無數動物、人類運動的過程,但有一組令我特別深刻——《手的運動;擊敗時間》(Movement of the hand; beating time),與他其他總是捕捉整個身體在空間中運動的照片不同,手是這組照片的主角。他在一個暗黑的背景下,捕捉了一隻手和手指在空氣中擺動的過程,,一連拍了二十四張,如此簡單,直接,我卻彷彿真的看到時間正那隻手的邊沿徘徊,並慢慢,慢慢被他一一擊退。

  擊敗時間,這是我一路以來的創作上面對的命題,特別是定格動畫。一條數分鐘的短片,製作時間卻以年月計算。早些年,我因為製作一個把白牆填滿的動畫,每天打從正午開始,就密集地在牆上作畫直到天黑,如此一段日子過去,最終作品完成了,我的手卻因為長期進行重複單一的動作導致嚴重勞損。當它終於發出無可救藥的痛感時,我彷彿才第一次真正凝視它,或者說,我無法記起上一次好好觀看這隻手是多少年前的事。

  今年夏天,我帶著這隻不斷發炎的右手到處求醫。眼前的一隻手:大拇指彎曲,完全無法伸直、食指的指骨,掌指關節處粘連,僵硬、虎口發炎紅腫,像塞了一顆蛋進去,而這或許正是時間將我擊敗的證據。醫師看著皺眉,宣布要扎六針,隨即拿起吸透酒精的棉球拭擦我的右手,就在皮膚變冰涼的瞬間,我突然被一股股無名的緊張和危險感包圍。明明是治療,明明是我自願走進診室,針刀與手。

  約五十年前的夏天,行為藝術家瑪莉娜·阿布拉莫維奇(Marina Abramovic)在愛丁堡藝術節的會場內,鋪上一張大白紙,上面擺放了二十把不同的刀具,她拿起第一把刀,快速以利刃在其左手的指縫間來回行走,每當她意外地刺到手指,鮮血溢出,就會換上另一把刀繼續表演,並以更快的速度來回穿梭。同時間,一部錄音機把第一輪刀鋒落地的聲音,被刀刺傷時藝術家的叫喊聲錄下,在第二輪遊戲時播放,以聲音連結過去與當下的錯誤,恐懼。這是阿布拉莫維奇的作品《節奏十》(Rhythm10),她改編了故意營造危險的經典刀子遊戲,坦言希望利用公眾的能量來擺長期以來對血腥的恐懼。

  但事實上我是從一張照片認識這件作品,一開始甚至不知道演出的規則和聲音的設計。照片裡,阿布拉莫維奇五指張開的左手,穩穩地平放在白色並已帶血跡的地面上,右手緊握著一把跟她前臂粗幼,長度相約的利刀,刀刃快要進入食指和中指的空隙處,照片的角落還看到幾把未上場的「刑具」刀子,而這樣的一張照片已經教人觸目驚心。她的右手正要決定她左手的命運,精神和肉體的角力,自由和抑壓拉扯,而她正在眾人面前赤裸地展露著身體,心靈的脆弱與局限。作品的重點也聚焦在地面的那一隻的手之上,手是充滿無限可能,手是最敏銳,手是親密,手是具創造力,而這隻手正處於危險的邊沿。

  此時,六根針已扎進我的手裡,護士把針接駁上電針儀,再開動微電流刺激,我看到針身在跳,伴隨著陣陣麻痹和痠脹感。護士嚷我坐好,保持穩定呼吸,手不要動,十五分鐘。電針儀發出穩定而持續的開關聲音,嗒——嗒——嗒——嗒——

  以雙手為題創作的藝術家還有很多,羅馬尼亞藝術家傑塔·布拉特斯庫(Geta Brătescu)經常以手為題作畫,拼貼,更在1977年發表了一部黑白無聲片,命名為《手》。影片以藝術家的視點出發,水平拍攝,畫面只看到有她的雙手和置滿顏料,工具的工作桌。她開始擺弄桌上的物件,一條繩子,一隻水杯,一張白紙,她的手遊走於物件的邊沿,有時佔有它,有時破壞它。她也觀察自己的雙手,緊握的拳頭,攤開的掌,每一段指節的起伏,手腕扭動的幅度。接著她拿起香煙,取下婚戒。轉而用黑色油性筆手上畫線,最後在紙上勾勒出她雙手的輪廓。

  影片沒有任何明確的叙事,但卻呈現出一種過人生命力,如同一段宣言,令觀者無法躲避。當手成為主體,我們凝視這雙手的所有姿勢,無論擺動、使力、放軟,都內含各種情感與存在的展示——他們如何與世界碰撞,建構出自身的經驗。藝術家的雙手一向是無形的,他們習慣藏於作品背後,而布拉特斯庫把這雙數一生專注於創作的手展出,並把電影的副標題命名為: 給眼睛,我的身體之手繪畫出我的肖像(For the Eye, the Hand of My Body Draws My Portrait),她相信這雙手展現了她。

  十五分鐘後,電針儀的電源關掉,醫師把針逐根拔起,按了一按,然後說:「你的食指壞掉了。」這句話同時意味著我的食指原本是好好的。因為依附在指骨之上的肌腱不斷發炎,形成了許多疤痕組織,這些頑固的小結節使手指變得沾黏,僵硬,這是我長期拿畫筆和滑鼠時,沒有注意休息,使力過度的結果。

  「我必須讓手指變得柔軟。」布列松電影《扒手》的小偷主角這樣告訴自己。為了更靈巧地扒竊,他習慣將手指壓在桌的邊角上伸展、旋動手腕、或拿起一個銀幣,從食指滾到小指,然後再滾回來。接著鏡頭來到巴黎地鐵站,主角用手指偷偷伸進斜方乘客胸前的口袋裡,這隻手瞬間把錢包帶到他的另一隻手上,再用報紙夾住,轉身就把錢包滑進身上外套的口袋去。緩慢的電影節奏與鏡頭運動打開了扒竊的神秘過程,讓我們看到主角的雙手如何讓這一切輕盈,流暢地發生。與其說這是扒竊的藝術,我更認為這是身體的美和靈動。

  主角非常珍惜這雙手,他用其謀生,與夥伴合作無間,寫他的日記,緊握重病的母親,而面對委屈時會跟對方說:「那我不會跟你握手。」他要知道指尖觸及的是甚麼,因為這雙手呈現了他的意志,他有意保持他們靈巧,聖潔。或許我缺少的就是這種覺悟,習慣把精神和肉體分開,僅僅將身體視為工具般的存在。

  最後,護士幫我用藥布厚敷,繼而以紗布包紮,固定。我看著這一連串的手勢和動作,發現它純熟和流暢得像《扒手》裡面會出現的畫面,而這不是電影。後來的每一次回診,我都會期待護士用雙手為我包紮,一個具儀式感的完結。

  因為舊患還是不斷復發,我暫時無法再像以前那般密集地作畫,勞動,我的右手需要更穩定的休息和時間復原,慢慢解開指骨上頑強的結節。我於是把重心轉移到書寫,手指在鍵盤上輕輕敲打,有時一天只寫一首短詩,但創作帶來的愉悅依然豐盛。寫到這裡,想到小說家保羅·奧斯特曾經寫過writing is a lesser form of dance,寫作是一種較小形式的舞蹈。跳舞吧,每天,每天。 刊於幼獅文藝 1月號/2023 第829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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